李昌平前几天发了一篇文章，劈头盖脸扔出一句：很多县市，基层正常发工资已经有困难了，这个趋势将是长期的。
不是下个月就能好的那种困难，是结构性、长期化的那种。
他说这话不是在唱衰，他1982年就到公社工作，1985年当乡镇党委书记，在乡村体系里泡了四十多年，中国乡建院跑过的村子比你刷过的短视频还多。他知道哪些话是场面话，哪些是真账本。
他的核心判断就一条：当基层变成上级财政背不动的包袱时，上级一定会强制性让基层"分灶吃饭"——你自己想办法创收，补发工资、保运转的那个窟窿。
这不是预测，是已经在发生的。
202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，划了一条硬杠：不管地方财政多紧，"三保"（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）必须放在最优先位置，一分钱不能挪用、拖欠。 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兜底，省级扛责、县级落实。
一边是中央三令五申不许拖欠工资，一边是部分县市"东扯西拉发工资好些个月了"——这是李昌平的原话，他在更早的文章里说过，好多地方东扯西拉也不能正常发了，基层干部"工资双轨制"这个词又回来了。
什么叫"工资双轨制"？ 表面上一套国标工资，实际上你得自己想办法弄创收才能发齐。 九十年代经历过分税制和乡镇财政"分灶吃饭"的老乡镇干部都懂这意味着什么。
现在的不同在于——九十年代乡镇至少还能卖点地、办点企业、收点费，现在这条路堵死了。
李昌平说得很直白：九十年代以来所有的改革办法都将失灵，因为没有可以卖钱、可以变现的资产资源了。土地的使用权经历了多轮上收和集中开发，很多村集体的集体建设用地在各类开发区扩张和"收储"过程中已经所剩无几，2014年土地确权的账本在不少地方成了"绝密文件"，村干部自己都不清楚到底还剩多少能用的地。 卖地财政走到尽头，这句话不是比喻，是资产负债表上的事实。
所以上级就算想"兜底"，也没那么多钱无限垫下去。 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突破30万亿元，土地出让收入却在深度下滑通道里，减税降费还在延续，部分县乡收支矛盾就是摆在台面上。
这时候"分灶吃饭"就不是政策文件里的概念了，是硬约束下的真实操作——基层必须自己创造收入，填补"三保"之外的全部缺口。
基层怎么创收？
李昌平的描述非常不客气但也非常写实："能赚钱（增加非税收入）才是硬道理，能赚钱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平安才是硬道理。 " 在财政危机下，上级主政官其实也认这个账——因为财政包袱甩掉了，基层也稳住了。
但他紧接着点出了一个更深的转折：
基层为了赚钱求生存，治理体系会从过去的纯管制型，被迫变成经营+管制兼备的新型体系。 这个"新"治理体制有几个鲜明特征——自食其力，有比过去相对大一点的自主权和"自治权"，多了点主体意识和经济理性。
上级那些层层加码的检查评比、考核验收会少很多，基层向上级做的形式请示、形式汇报、形式典型也会少很多。 因为当基层的命根子变成"自己找钱养自己"的时候，上级的官僚主义就失去了政治威慑力。
他用了一句很糙但很传神的话："戴乌纱帽的，吓唬不了戴破草帽的，大不了破草帽小爷我不要了！"
这意味着什么？ 意味着基层对付上级不接地气的号令，会用"消极抵抗"和"偷偷摸摸种自留地"当武器。 这不是道德评判，这是财政逻辑——当你的工资都不归对方全额发了，对方拿摘帽子来威胁的杀伤力就大打折扣了。
同时，对上级条条部门来说，日子也不好过了。 因为"大盖帽"（指垂直条线部门的人员）再也不能随便把手上的活儿往下甩给"破草帽"（乡镇干部）去干，甩过去人家也没心思给你白干了。 要么你得肉身下基层亲自动手，要么你就得把"大盖帽"的人员置于乡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——说白了，大盖帽也得改成破草帽，归乡镇统一调度。
这是一种权力关系的重新洗牌，驱动力不是谁的觉悟提高了，而是钱袋子断了。
好，基层有了相对大的自主权，也被推着必须自己赚钱——但钱从哪儿来？
李昌平给的唯一答案是：在重构乡村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赚钱，而且这个新经济基础必须是集体经济占主导的。
为什么只能是集体经济？ 因为别的路已走不通了：
第一，能卖的资产早卖了，卖地的路没了。
第二，招商引资的常规套路——给优惠政策、贴补基础设施、低价供地——县乡两级自己也穷，拿什么贴？
第三，资本下乡搞"公司+农户"的模式，利润大头归公司，农民和集体分到的只是残羹冷炙，基层政府从中拿不到可持续的税收和非税收入流，反而还要搭进去维稳和服务成本。
所以他提出的操作方案，叫重建"一社N部"体系：
一社：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（全村入股，产权量化到户但集体统一运营）
N部：信用合作部（内部资金互助，把钱拢起来）、土地合作部（把零散承包地和闲置地统一流转回集体运营池）、购销合作部（统一采购农资、统一销售农产品，吃进流通环节的差价）、农机服务部，以及房宅合作部、品牌建设部等等，视各村条件增减。
这套东西的核心动作，李昌平概括为五个"重新组织起来"：
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——从一盘散沙的农户变成有组织锚点的社员
把钱重新组织起来——通过内置信用合作部，把农民的闲散资金、国家的涉农扶持资金、外部的"种子资金"拢进同一个资金池
把生产资源重新组织起来——土地、闲置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、农机、仓储，统一整合
把购销重新组织起来——从农资统购到农产品统销，跳过中间商
把产业链重新组织起来——让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跨村联合社，把产业链的关键环节（加工、品牌、销售渠道、甚至对接城市端的直通渠道）控制在自己手上
终极目标是三个"全"：全要素组织化、全产业链组织化、全域（跨村联合）组织化，让集体经济组织"主导重塑一产、改造二产、链接三产"，农民、集体、基层政府三方从产业链的每个增值环节分到钱，而不是只赚个辛苦种植的那一两毛利润。
这套逻辑在实际操作层面，乡建院的落地路径通常是两步棋：
第一步，以乡镇政府为主导，成立村投公司。 一个乡镇如果有30个村，就让30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当股东联合入股，政府财政的乡村振兴资源不再撒胡椒面，而是集中注入村投公司这个抓手——给村投公司就是壮大集体，就是搞共同富裕的制度化管道。
第二步，村投公司拿出种子资金，一个村一个村孵化"一社N部"。 先放一笔启动资金进去做信用合作部，信用合作部开业后能吸纳社员存款和股金，资金池滚到几百万规模；有了钱就能搞土地合作部和房宅合作部，把闲置地盘活；地盘活了就能做统购统销的购销合作部；购销跑起来就有了持续现金流——这时候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才算是"做实"了，四权统一（产权、财权、事权、治权）才算落了地，村党支部的领导才有了真正的经济底座。
李昌平把这个叫做"三起来"：把农民组织起来、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、让死的产权和资产变成活的资本运作起来。
所以回头再看他的标题——乡村"新"治理体制倒逼新经济基础重构——整个链条就非常清楚了：
县财政撑不住乡镇开支 → 上级被迫默许或强制"分灶吃饭" → 基层必须自己搞收入 → 老办法（卖地、乱收费、招商引资让利）全部熄火 → 唯一可行的生财之道是重塑集体经济 → 集体经济要真搞起来就得"一社N部"全要素全链条组织化 → 这个组织化过程本身，就是在重构乡村的经济基础，把过去三十多年被拆散的农民、被打碎的集体经营、被抽走的发展权，重新拼回去。
他把自己这套判断上接到邓小平说的"二次飞跃"（从家庭承包的"第一次飞跃"到集体化、规模化经营的"第二次飞跃"），也定位为"重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"的实践路径。
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：2026年的政策语境里，中央一方面死守"三保"底线、用更大规模转移支付托底，另一方面又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方向上推动财力下沉——比如一些省份把省级收入分成进一步下放市县、对困难县动态加权补助、建立"三保"资金专户直达统发机制。 这两种力量——自上而下的"托底输血"和自下而上的"分灶吃饭倒逼造血"——正在同一个基层躯体上同时发生。
李昌平的判断是：光靠输血保住不崩，但保不住活力；真正的转机只会从基层自己被迫谋生的那个裂缝里长出来。 而他说的"新"治理体制，本质上就是基层在被甩出去自己找饭吃的过程中，不得不长出的一套——既有经营头脑又有自治底盘——新骨架。
这个骨架能不能立住，取决于一件事：集体经济组织到底能不能真的赚到钱、分到钱，而不是又变成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新壳。
这个就不展开了，账本上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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